1970 年阳春三月，王瑞生来到了咸宁县马桥公社四红大队，同来的还有军代表郑春堂科长和一名警卫员。走进山明水秀的村庄，王瑞生的心情豁然开朗。山坡里麦苗茁壮，水田里犁耙水响，村前屋后鸡鸭成群。王瑞生由衷地对农民同胞产生深深的敬意。“文革”运动，要是农民同胞也放下锄头去闹革命，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安顿下来后，王瑞生突然发现了一件怪事，四红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镇咸海始终不见人影。问村里群众，群众说不知道。问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却支支吾吾。找到镇咸海的老婆，才说出了实情。原来，镇咸海提前十几年“改革开放”，进城当农民工去了。镇咸海的党支部书记只是挂个名，工作上的事情交给大队长，自己则拉着板车到温泉给商业部门跑搬运，一天的收人可以买一条大前门牌香烟。

要说让农民致富，那是王瑞生梦寐以求的夙愿，可是搞私有，王瑞生却是最忌讳的，就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王瑞生在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集体主义”。倘若王瑞生蹲点是为了捞政绩的话，那镇咸海的行为正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旦捅了出去，说不定是要上《湖北日报》、《人民日报》的大典型，这首战告捷的战果，岂不是让咸宁地区革委会里那些要斗王瑞生的人瞠目结舌吗？可是，朗朗人格，顶天立地的王瑞生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要镇咸海的家里人把镇咸海找回来。之后，王瑞生良师益友般地对镇咸海进行了教育，使镇咸海重新回到了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镇咸海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从这以后，王瑞生经常在经济上资助他。若干年后，镇咸海去世了，王瑞生还把镇咸海的儿子安排当了工人。

王瑞生在四红大队的第一年工作是这样展开的：首先是大力推广农业技术，改革耕作制度，使四红大队的早稻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总产约比 1969年增长二倍多。早稻进仓后，又带领四红大队的干群抗旱抢播了晚稻二千二百亩，比1969年增加了二倍。这年，从夏收前后的六七月间，一直没有下透雨，旱情十分严重。这时，在个别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不少“活思想”。有的人朝前看，认为“早稻丰收到手，晚稻能收多少算多少，不必多费劲”；有的人怕苦怕累怕困难，说什么“人狠不如天狠，天这样旱，夺取晚稻丰收难”。为了扫除这些思想障碍，树立必胜信心。王瑞生指导大队党支部分别举办了党支部委员、生产队长、妇女队长、民兵排长、铁姑娘班长等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力戒骄傲”和“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伟大教导，批判了怕苦怕累怕困难的懦夫懒汉世界观和骄傲自满情绪。通过学习和认真总结经验，大大坚定了实现晚稻超早稻的信心和决心。从8 月份开始，王瑞生深入抗旱前线，动员了百分之六十的劳动力修通了一条四华里的水渠。组织了八十多乘水车，十二台泵管，投入了抗早保苗战斗。对水源差的田，发动群众挑水抗早。并且普遍地进行了追肥、治虫、除草，有的耘了两道草，追了三次肥。《咸宁日报》刊登了题为《不靠天、不靠地，靠毛泽东思想夺胜利》的报道，报道称：“四红大队开展群众性大总结，决定实现晚稻超早稻，夺取全年农业大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