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了国共斗争、剿匪战斗，我印象深刻的是国民党部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巴不得我们打败仗，而在剿匪战斗中和朝鲜战场上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1929年6月，我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九彬村樊都垅湾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1947年初，我长兄樊孝元被抓壮丁后在半路上逃跑，二哥担心被抓壮丁过继他人。国民党抓不着獐就打麂，又将我抓去当兵。

抓我大狗哥时，我娘气急攻心，口吐鲜血，不幸身亡。母亲尸骨未寒，来不及入土，我又被抓，一时急得直吐血。我在家时是理发的，到了部队，他们就安排我理发。连长是本地人，见我年轻，就要我当勤务兵兼做他家保姆，帮他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和打理一切家务。

当时，我所在国民党部队在和解放军部队交战中节节败退。我在逃往台湾路上被追杀的解放军炮弹击中，弹片击穿背着的脸盆，没有击中身体而幸免一难。我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准备负隅顽抗。解放军向我们喊话，宣传鼓动我们投诚。我们大都是被抓壮丁到部队的，非常思念家乡，巴不得早点回到家乡，更不愿为国民党卖命。

几个当官的见国民党已是日落西山，毫无指望又无路可走，一合计，带领我们投诚，我们举着白旗，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投诚后被编入解放军队伍。我们收编后，被派到四川的重庆、成都去剿匪。剿匪战斗比正面两军交战更危险，仗更不好打。因为土匪大多是亡命之徒，对当地地形环境很熟悉，神出鬼没，又躲在暗处，不好对付。

一次我和几位战友在搜查土匪时，冷不防，一梭子弹朝我射来，其中一颗子弹从我头发穿过，一颗子弹从我小腿射过。我感觉小腿有些发冷，用手一摸，鲜血直流。战友们一面救我，一面追杀土匪。几个月时间里，我和战友们与土匪斗智斗勇，在当地人民群众支持下，我们部队将四川土匪一网打尽，受到上级表彰。

1950年，我所在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部队出发时，上级首长和当地老百姓夹道欢送。有的举着小红旗不断摇着，有的喊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有的递茶水，送鸡蛋。我非常感动，感受到“人民子弟人民爱”。在国民党当兵和在共产党当兵就是不一样。国民党的部队来了，人民群众躲得远远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来了，热烈欢迎。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经常受欺负、挨打、挨骂，人民解放军队伍里官兵平等，互相关心帮助。

我们在朝鲜战场主要是夜里行军，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不但要扛枪，还要背行李，驮粮食。有一个晚上，我们在翻越一座山包时，我一不小心跌落在一个十几米深的深坑里，这个深坑不知是敌人炮弹炸成的还是自然形成的，洞壁光滑，无法向上攀登，加上人已摔伤，无法动弹。只听到上面的班长向我喊话，要我坚持住。不一会，只见一位战友拉着一根绳子从上面吊下来，我用绳子将腰部和双臂绑住，上面战友用力将我拉起，把我从深坑里救出。送到战地卫生室抢救，我才幸免于难。像这种情况，在国民党队伍里是没有的，根本没有人关心你的死活。

上战场作战时，共青团员、共产党员、首长都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玩命地和敌人拼杀。我们一些从旧军队过来的人非常感动，也不再怕死，勇敢往前冲。记得有一次，我们连奉命坚守一个山头，堵住敌军退路，等大部队赶来全歼敌人，坚守了三天两夜，子弹打光了，粮食吃完了，战旗打烂了，只剩下几个人，我们还是死守阵地，终于等到大部队赶到全歼敌人，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

我在旧军队和新军队服役时间大约一样长。在战斗中表现却不一样。在旧部队打仗贪生怕死，不敢向前冲，都是当官的和督军逼我们往前冲，有的后退时被枪决。在新军里，首长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我们自觉主动地拼命往前冲。一次冲锋，子弹从我头发上飞过，险些击中头部。在战场上，战友们打红了眼，都不怕死，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我们也大胆勇敢地往前冲。

我经历了国共战斗、剿匪战斗，我印象深刻的是国民党部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巴不得我们打败仗，而在剿匪战斗中和朝鲜战场上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主动带领我们打土匪。在朝鲜战场上，当地群众主动送物资弹药到战场上援助我们，令人感动。

1952年，我从朝鲜战场回到国内，转业后，当地政府要给我安排工作，因为没有文化，我不愿参加工作，回到老家务农。我一回家就结婚成家，养育了三男二女。1974年，我爱人生病去世，靠我一人将五个儿女养大成人，如今是五世同堂。

由于子女多，房屋窄小，当地政府民政部门为我盖了两间房屋，我和儿女分开独居。前年，屋内不慎失火，我被子女和邻居们救出，政府民政部门又拨款帮我整修房屋。我每月都有复退军人补助金，衣食无忧，日子过得滋润。眼下虽然到了96岁，每天早上上餐馆吃汽水肉、小笼包、面窝、油条。中晚餐还要炒两个菜，打个汤，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逢时遇节，政府有关部门送来米油、牛奶，年终还送来慰问金。

我现在身体还好，尚能自理，感觉命大福大。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使我老有所养，如今日子好过，我争取活到一百岁！